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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最近6年连续下降，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当然，这样连续几年下降的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从1993年到2000年，增长速度连续7年下降，从1993年的14.2%下降到2000年的7.6%，无论下降幅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这一轮更甚。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一轮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在我看来，有周期性的因素（2009年强刺激政策的结果），但主要是趋势性的。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套利活动就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创新驱动的年增长率能达到3%就非常了不起。创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未来即使要维持4%—5%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体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我这里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甚至比较高的增长，但不可能维持持续的增长。如果人类历史按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只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250年与之前不同？因为人类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第二个命题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背离。

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一部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故事，全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就不可能描述出经济增长的真面目。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讲的就是这一点。

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但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么讲。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里，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踪迹。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偏好、资源和技术都是给定的，每个人一样聪明且无所不知，在这样的假设下，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与企业家的行为无关；它只关注资本量的多少，不关注谁在投资，似乎企业家投资和政府投资没有什么区别。在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角，中央银行行长比企业家更重要。这些经济理论对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有力。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每个人能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的范围、深度依赖于市场和市场规模。这样，市场越发达、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更细的分工和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财富的增加；财富增加带来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深化，技术进一步改进，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但这个良性循环能够转动起来，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企业家！这是熊彼特100多年前告诉我们的。该书德文版于1911年出版，英文版1934年出版。也参阅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篇，商务印书馆，2009年。根据熊彼特的增长理论，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经济生活不过是一个静态的循环流转；正是企业家精神打破了这个循环流转，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不是客观上事先已经有了市场需求，企业家只是被动地满足它；相反，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分工是谁创造的？也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人类只能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比尔·盖茨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是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技术进步更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但创新和发明不一样，创新可能需要发明，但发明不等于创新，创新的核心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技术进步了，人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但增加的收入如何变成新的市场呢？还是靠企业家！现在讲的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消费者喜欢的新产品，没有把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经济发展到现在水平的情况下，将人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变成真正的市场。这靠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品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靠创新。

根据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人均GDP的增长，更不是原来存在的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不断出现，分工链条的不断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按照超市零售存货单位（SKUs）衡量，200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不过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我们没法想象它有多大，这些不断涌现的新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件工业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都是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不仅是每个产品，而且每个产业的出现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手工业等几个行业，产品很简单，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美国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如果读者对一个行业有多大没有概念，那就记住：“主要用于载人的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属于4位数类别的第8703类，“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大于1500毫升、小于3000毫升”的客用车属于6位数类别的第870223类。

中国过去30多年消费结构的变化很说明问题。如果只看人均粮食消费的话，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倒退了：198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新的消费产品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产品现在有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手机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更没有，现在都有了。而且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新的，出现以后很快就消失，像固定电话，从80年代中期进入家庭消费，但过去10年每百户的固话拥有量不断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现在已经不值得统计了，如每百户拥有多少辆自行车现在不再统计，因为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经济的增长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不只是GDP的增长。图2描述了一些重要消费品的变化。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在不断创新。

套利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传统经济学聚焦于第一个方面，研究市场怎样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仔细看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增长的真正潜力来自于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推动的不断的技术进步。

市场的这两个功能来自企业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第一个是套利，第二个是创新。

所谓套利就是发现和利用盈利的机会。由于人类的无知，社会的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最优状态，即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均衡就有套利的机会。企业家干什么？就是靠他的警觉性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不断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流动，最后趋向于均衡。这就是企业家的套利功能。

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市场中有些东西本来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来，但是你不知道，你花了更贵的价格；有些东西可以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卖得很便宜；有的东西有人需要，但是你以为没有需求就没去生产；如此等等，都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企业家发现了这样的机会，开始行动，使得原来没人生产的东西，有人生产，原来贵的东西变得便宜，原来便宜的卖得贵。在这个过程中，套利的企业家赚了钱，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但随着竞争者的增加，市场逐渐趋于均衡，套利空间消失。

说套利是一种企业家活动，是因为套利机会尽管存在，但大部分人熟视无睹，只有具有企业家的敏锐的人才能看出来。如果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的敏锐，任何套利机会就会瞬间即逝，不均衡就不会存在。套利活动带来利润还是亏损，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力好坏。

企业家的第二个职能是创新。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企业家就无利可图了，企业家用什么方式赚钱呢？就是创新，打破现有的均衡，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看看今天的建筑装修和二三十年前用的材料有多么不同，你就知道什么是引进新的原材料了。

做一些现实的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套利和创新的区别。2016年6月我随中国企业家论坛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先去了硅谷，然后又去了华尔街，我明显感觉到，硅谷的企业家在创新，华尔街的投行在套利。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是创新型企业家，索罗斯和巴菲特是套利型企业家。

如果把套利和创新都作为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但从全球范围看，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古代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也就是通常说的商人。司马迁可能是第一个给企业家立传的人，他的《货殖列传》实际上是企业家传。我的家乡陕北有一首有名的民歌“赶牲灵”，赶牲灵的人又称“脚夫”，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他们拉着骡子马，一个地方买个东西到另一个地方卖。创新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

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继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有套利空间就有企业家套利，套利空间消失了企业家就必须创新，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如此等等。以计算机为例，计算机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创新，经过一系列的后续改进（渐进式创新），计算机的功能不断完善，但到了2000年左右，个人计算机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不仅中国市场是这样，全球也是如此，生产计算机几乎不再赚钱了。这个时候出现了苹果公司的iPad平板电脑，打破了均衡。苹果公司赚大钱了，其他的计算机厂家开始模仿，利用它进行套利，现在平板电脑赚钱也非常难。

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柳传志1984年开始做计算机生意的时候是在套利，当时香港市场上计算机很便宜，北京市场上计算机很贵，柳传志发现了套利的机会，就成立一家公司从香港进口计算机到北京卖。但香港进口的计算机在北京有一些语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内地使用者的欢迎，所以联想公司就创造出联想汉卡。联想汉卡是一种创新，有了联想汉卡，计算机的套利就更容易了，这是联想公司最初的历史。

进一步，我们还要区分一下生产性套利和非生产性套利。生产性套利是创造价值的套利，比如从成本低的地方买进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就增加了产品的价值。非生产性套利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套利，所获得的利润是一种再分配，算不上企业家利润，因而不是我主张的企业家套利。在没有政府实施产业管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套利一定都是生产性的，套利机会来自市场不均衡，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发现这样的套利机会并赚钱。但如果存在政府管制，就会出现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存在这样的套利机会不是因为市场自身不均衡，而是因为政府管制带来了垄断租金。由于这样的套利机会大部分人都可以识别出来，能否以及是否从事这样的套利活动，更多地不是取决当事人的企业家素质，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比如说，当某个政府部门设立一项审批程序时，门口就会出现一些公司帮你获得政府审批，这就是非生产套利。当然，给定存在政府规制这个事实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难以遏制，这样的套利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加快你获得审批的速度，从而使得生产性活动得以进行。但从本质上讲，这样的套利是一种寻租行为。

有一些套利活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创造价值。比如说一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社会还有害，但由于出这样的书能得到政府部门的补贴，或者主管部门要求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即使没有任何人看这本书，出这样的书也能赚钱，甚至赚大钱，就会诱使一些人从事这样的出版活动。如果一个社会的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很多，这个社会看起来有人赚钱，但是不会有真正的财富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生产性套利和创新，不可能来自非生产性套利。

还有必要区分商业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政策性套利是由特定政策导致的盈利机会。商业性套利是生产性套利，但政策性套利不一定是非生产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享有其他地方不能享有的特殊政策，如进出口权、外汇留成、关税减免等，这些特殊政策就使得注册在经济特区的企业有了其他地区的企业没有的套利机会，做同样的套利活动在其他地方是违法的，在特区却合法。但大部分这样的政策性套利是生产性。

创新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颠覆性的创新，从0到1，创造原来没有的东西；第二类是改良式的创新，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工艺过程、降低生产成本等。以汽车工业为例，100多年前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并使之商业化，这就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什么？传统的邮政马车。福特引进的自动生产线也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手工制作。但从此以后汽车业层出不穷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改良性创新，没有革命性创新，发动机的改进、轮胎的改进，甚至出现自动换挡，这些都算不上颠覆性创新，而是改良性创新。但最近出现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是颠覆性创新，无人驾驶汽车也是颠覆性创新。

下面我借用“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个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来总结一下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图3横坐标代替一种产品，比如说玉米的产量，纵坐标代表另一种产品，比如说大豆的产量。给定技术和资源禀赋，我们得到如曲线X1Y1这样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它代表社会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曲线上及曲线内的任何组合都是可以达到的。给定消费者偏好，最优产品组合点是C，也就是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点。如果实际生产处于这个点，我们说经济处于均衡状态（PP的斜率是均衡价格），已没有套利的机会。但现实中由于人的无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经济可能处于像A这个内点，本来每种产品都可以生产更多，但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处于如B这样的边界点，虽然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生产组合，也就是达到了技术上的最大效率，但由于生产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造成结构不合理，供求不平衡（大豆过剩，玉米短缺），因而不是均衡点。

当现实经济不处于C点时，就存在企业家的（生产性）套利空间。在A这样的内点，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或是有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或者是资本闲置，或者是管理不善使得产出没有达到可达到的最大量，企业家发现了这种不均衡，用较低的工资动员、组织没事干的人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者用很低的资金成本把资本投入生产，这样的套利活动推动经济从A点往C点移动，就会带来经济增长。

如果经济在B这样的边界点，虽然没有闲置资源，但资源配置不合理，投入大豆的生产要素太多，投入玉米的生产要素太少。由于原来生产大豆的要素回报率低于生产玉米的要素，企业家会把一部分资源从大豆生产抽出来生产玉米，也就是增加玉米的生产，减少大豆的生产，经济就逐渐往C点趋近，也就带来经济增长。

伴随从A点和B点到C点的经济增长，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导致的增长，正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导致了市场由不均衡趋向均衡。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套利机会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到了C点以后，经济达到均衡，已没有套利空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从X1Y1外移到X2Y2，进一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新的均衡点是E，由点C到点E的移动就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就是创新驱动的增长。

现实中，由创新活动引发的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等到经济达到C点之后才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当经济由A点或B点向C点移动的时候，一些企业家就在创新，就在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因此，一个存在创新的经济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只要有创新存在，就会有套利空间存在。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创新存在，套利机会迟早会消失，这是因为，无论现在的资源配置多么不合理，企业家的套利活动终究会实现经济的静态均衡，到C点经济就不可能再增长了。由此可见，创新，并且只有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有必要指出，图3并不是刻画经济增长的理想模型，因为在这个图中，我们假定产品种类是给定的。但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创新通常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而不只是现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更准确的模型应该是生产可能性曲面，而不是曲线；创新不仅推动生产可能性曲面外移（即每种产品潜在产量的增加），而且增加曲面的维度（即产品种类的增加）。

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型：从套利到创新

以上我描述的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过程，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大致来讲，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图3中从A点和B点向C点移动的过程，对应的主要是套利型企业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实际经济远离生产可能性边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钱就有人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只要人们想赚钱，经济就能增长。

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套利机会。这一点可以用图4来说明。图中，我假定在开放之前有两个独立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的资源都得到了最优配置，均衡点分别是A点和B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经济体简单加起来，得到的总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图上的虚线，均衡点就是A+B这个点。如果两个经济体相互开放了，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就向外移，移到X1Y1这条实线，均衡点是G。为什么？因为一个经济体原来用的技术另一个经济体没有，通过相互引进对方的技术，或者由于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通过交换产品，都可以实现更大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说，仅仅开放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间。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中国的乡镇企业、私人企业靠套利起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为了套利，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中国便宜的东西美国很贵，美国便宜的东西中国可能很贵，企业家把第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第二类产品从美国进口到中国，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也提高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过去30多年中国国际贸易增长远高于GDP增长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说明“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就是建立在西方200多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正是西方过去几百年创造的技术、产品、思想、管理方法，为我们这种赶超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得速度快，一点也不奇怪。看一看现实市场，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从手机、电脑、电视、网络到汽车、高铁、隧道挖掘机、各种医疗器械，甚至衣服上的拉链，全都是从外国人那里拿来的。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这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但是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以下原因，各种套利空间都在缩小。一是，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在丧失，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印度、孟加拉国、巴西比。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大大缩小。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现在只比美国低5%，加上美国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成本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大量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很大关系。三是，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四是，像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进行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又以新的技术革命开始回归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维持增长，也很难赚钱。未来的增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大幅下降，因为创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创新和套利的差别就像修路和走路的区别一样。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的增长达到2%—3%就非常了不起。中国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套利空间，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过去主要在消费品市场套利，现在要转向设备产品市场套利。山寨手机很容易，但是山寨生产手机的模具就相对难，山寨制造模具的设备就更难。我曾参观过一家很有名的电器企业，它原来生产家电产品，模具要进口，现在可以自己生产模具了，并且出售模具，但生产模具的机器仍然只能从德国和日本进口，中国企业做不了。很多机器设备我们生产不了，是因为我们的原材料过不了关。总之，过去那种容易的套利很少了，剩下的套利活动本身需要一些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经济增加的速度一定会降下来，不可能像原来那么高。

降到多少？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8%的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20年，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我认为未来10年能维持4%—5%的增长率就很好了，即使这样的速度仍然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套利型企业家就可以完成，需要的只是一点商业活动的自由。下一步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更多要靠创新型企业家（图5）。但习惯于套利的企业家要让他创新很难。曾经沧海难为水，过惯容易的日子，勒紧裤腰带就比较难。所以创新的希望在新一代企业家，也就是80后、90后那些没有套利经历的人变成新一代企业家。我不太指望套利型企业家摇身一变变成创新型企业家。我不否认原来的企业家有些会转向创新并取得成功，但是整体而言，创新更多依赖新一代企业家。

创新对制度的要求更高

创新和套利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但这两种活动对制度的敏感度不太一样，能诱发套利的制度不一定能诱发创新。不要以为能维持过去高增长的体制也可以维持未来的高增长，因为原来的体制是套利性的，不利于创新。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必须真正改革我们的现行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法律体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创新的基本特点。创新的第一个特点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二个特点是周期特别长。图 6中，横坐标代表时间长度，纵坐标代表不确定性，创新位于坐标的左下区，套利在右上区。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创新是充满一系列不确定的过程，这与科学上的发现非常类似，没有办法预测。

人们经常把不确定与风险混淆，其实二者不一样。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就对此做了区分。简单地说，风险有统计规律可循，因为有大样本；不确定性则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一项创新是否能够成功，事先没有办法预料，不仅因为这项创新本身难以预测，而且因为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创新是否出现。大数据也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创新会不会成功。以计算机为例，1945年IBM生产了第一台计算机，但当时它并没有真正的商业价值，所以IBM没有马上投入市场。为什么？因为当时计算机需要的是真空管，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非常低，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直到十几年之后出现了晶体管，特别是集成电路技术，才使得计算机有了真正的商业价值，计算机因此才成为信息技术的重要推动力量。不确定性意味着事先没有办法规划，很多人在创新，多数人失败了，有一些人成功了，我们记住了成功的故事，很容易忘记还有很多失败的故事。

我不是说套利没有不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比较低。即使政策性套利也有不确定性，根据政策买进的东西，想卖的时候政策变了，这个时候就可能亏本。但总体来讲套利的不确定性要比创新低得多。

创新周期特别长。最简单的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他从1764年草拟图案，五年后申请到专利，真正投入市场是1776年，也就是12年之后，公司开始盈利是1786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是1903年，飞机第一次投入商业使用是在1936年，中间过了33年。索尼公司的家用录像机从研发到商业化花了17年，JVC家用录像机花了21年。施乐复印机，卡尔森研发花了3年，过了6年才找到一个资助人（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又过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台商用复印机Xerox 914才投入市场，总共24年。甚至一些看起来低端的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比如儿童用的一次性尿布，宝洁公司从1956年投入研发到1966年投入市场用了整整10年。今天一些互联网公司很快可以拿到钱，但这些是投资者的钱，不是客户的钱，离真正完成创新还有很长距离。

创新周期为什么这么长？很多人误以为，创新就是拿到专利。其实看一下历史，拿到专利只是创新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创新和发明很不一样，拿到专利，就是一项发明，创新是要让新产品和新技术变得有商业价值。从拿到专利到实现商业价值，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因为要改进功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直到市场可以接受，甚至，还要克服政府监管体制和传统势力对创新的阻碍。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拿到发明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中。瓦特1769年就拿到了蒸汽机的发明专利，但并没能阻止他的投资人罗巴克1773年的破产。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图 7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利润。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越少，最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一开始亏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最后趋于0。这还是指成功的创新，至于失败的创新活动，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我必须强调一下，一开始就赚钱的生意不可能是创新，只有一开始亏损的生意才有可能是创新。这也是我们从经验上得到的判断。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做了十来年了，拿了几十亿投资，仍然不赚钱。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创新需要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企业家和投资者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套利时间比较短，甚至三天五天就完成，在金融市场套利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创新则需要数年，三五年都不够，甚至十年、八年、二十年。一开始就赚钱的事容易吸引人，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比较难吸引人。套利是短期生意，创新是长期生意。因此，适合套利的制度不一定适合创新。创新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冒险的事业。只有企业家和投资家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时候，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活动。这意味着，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中国目前的体制整体上讲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这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有研究证明，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决定了创新的速度，而且决定着创新的方向。如果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弱，即使有创新，创新也会主要集中在有替代性保护方案的领域，比如，靠商业秘密可以保护知识产权的领域。

创新对金融自由的依赖性很强。起初是亏损的事情，谁来埋单？消费者不会埋单，只有投资者埋单。美国之所以能在创新方面独占鳌头，与它有相对自由的金融体制有关。正是大量风险投资基金(VC)和股权投资基金(PE)为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也是储蓄额最大的国家，但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这些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全都是靠外国资本投资起家的，说明中国的金融体制存在很大问题，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

清除创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下面，我集中谈一下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它们的私利，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邮电部明确禁止居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私自安装传真机，如果发现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目的是保护电信部门传统通话业务的利益。广电部禁止居民个人安装和使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和网络电视，为的是保护传统电视台的利益。2015年10月交通部曾推出一个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稿，尽管最后没有真正实施，但反映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网络约租车遇到了既得利益者——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监管部门规定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投10亿、20亿办了一个网络打车平台，我会不会对司机和车辆的资质不做要求，不管车辆是否合格，驾驶人有没有驾照，有没有犯罪记录？如果我是傻瓜，我当然可能会了。但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的话，那我一定会制定非常严格的标准，审查每个申请人的资质。如果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把好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这一关，坏了自己的名声，那这几十亿的投资全泡汤了。这些投资者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很明白，只有让客户放心，保证客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自己才能赚到钱。事实上，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公司都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这个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政府的很多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因为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强化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正是由于网约车的出现，才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减少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服务质量，我们坐车也更放心。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得网约车的安全比传统的出租车高出好几个量级，这已有统计证明。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主流经济学家有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100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就可以了。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IBM、微软等最优秀的高科技信息公司，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的法律。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行业的厂商数量或市场集中度判断垄断程度。但从历史上看，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市场上有多个企业关系不大。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没有哪个企业能垄断一个市场，除非政府强加保护措施。如果政府有保护措施，有多个企业也不是充分竞争。中国的出版业有600多家企业，能说是一个自由市场吗？

滴滴打车和优步中国合并后，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要对此项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优步中国倒闭，宣布破产关门，而不是卖给滴滴，商务部要不要调查？估计不会。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它之所以卖给滴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过滴滴，认为继续经营不划算，要退出市场。

担心滴滴垄断是杞人忧天！公交车和传统出租车都是它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都在和它竞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竞争者，因为我们可以不坐它的车，自己开车。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垄断当然要反，但真正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法定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行为。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我不由地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公司是独此一家的生产者，占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收费并不高，只收成本价，再加上由于使用蒸汽机节约的燃料费的三分之一，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也引起很多使用者的不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请求英国议会取消瓦特的蒸汽机专利。瓦特本人怎么回应这个事？他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毕竟使他们的矿山比原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量。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支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把我裤腰上的小钱袋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钱包的人来说也很不方便。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别人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他完全可以不使用。瓦特是个发明家，谈不上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垄断指控的回应，是很有说服力的。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在申请研究课题，我会问他，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他说兴趣不是很大。我又问，你觉得这个课题的意义大吗？他说不大。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课题？他说因为这样的课题最容易申请到政府的钱。所以，大量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而是诱惑大家申请经费。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型国家。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只有种草的积极性。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严重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有竞争力。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瀛海威为什么垮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使得瀛海威没有办法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场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使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套利活动，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后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经济危机爆发。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鼓励“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补贴销往农村的家电产品，让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又有了市场。现在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以上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创新型企业家能否出现，依赖于自由、法治和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舍此，中国的后发优势将被杨小凯先生所讲的后发劣势所取代，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